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不断完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同理，当日本人推出他们“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很长时间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认由等级制而产生的特权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还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简单的霸权主义。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是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习惯来说话办事的。现在日本已经欣然接受了美国的权威地位，因而我们就更应该深入探究这习惯背后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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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有越来越被西化的趋势，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制森严的国家。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日本人表达“吃”或“坐”的意思时，对不同的人，他用的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会区分要表达的对象是家里人、是下属还是上级。比如“你”这个词在日文中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样的。在使用这些“敬语”的时候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有具体的规矩和惯例的。鞠躬时，不仅要弄清楚向谁鞠躬，而且还得懂得鞠多大的躬。一个对主人来说十分恰当合理的鞠躬，而在另外一个关系稍有不同的人看来可能就是一种无礼了。鞠躬的方式也很多，可以是双腿跪地用前额触地的跪拜、也可以是双手伏地的跪拜、甚至还可以就是简单地低下头和肩来跪拜行礼。因而日本人必须从小就得学习行礼，而且得学习在哪种场合行哪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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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同时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甚至是两个同样的人，在不同情况下，他们彼此间表现的亲疏远近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在与自己的好朋友交往时可以不用行鞠躬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个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如何适当地表现出对等级制的尊重是一门艺术，它要求人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能力。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不太考虑一些辈分、等级上的差别，而在有些情况下却要求人们特别注意这种社会等级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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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彼此交往中没有那么多讲究。比如在美国，人们（这里主要指各自家庭里的人）一回到自己家中，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观察礼仪的地方。母亲背着婴儿时就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刚会摇摇晃晃走路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只徒具形式的，它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内涵。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对方现在有权干预；而受礼的一方的意思就是也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性别、辈分、长次的不同构成了等级制度的基础，是家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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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传统美德。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孝道思想也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孝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在中国，甚至是现在，一个人也必须对整个家族尽孝尽忠。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成员的家族对每个都有约束力，它的兴衰成败也来源于每个人的支持与努力。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具体情况也有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宗族几乎包括了一个村庄的全部居民。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大都承认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即使在城市里也会有同宗，虽然他们住得离乡村已经很远了。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宗族成员共同向同一远祖繁衍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行礼致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它联系并了解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家族甚至可以在意见与当局不一致时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审判。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家族，承认受政府当局管理往往是名义上的。而那些由于不断的政府更迭而由政府指派来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区更是被视为外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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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也只有少数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自己的姓氏。在中国，姓就是整个家族的命根子，如果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就不能被称为家族，它也不可能发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谱的作用就类似于姓氏。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持有族谱，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dution)③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追溯上去的，而不是由远古到现在那样列举始祖所传的后裔。这两种方法是有本质的区别。再加上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君主，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完全不一样，因为后者往往这个地区以外的人。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靠他们所属的藩来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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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是另一种使家族制度化、机制化的方法。即在神庙或圣地祭拜氏族神以让他们保佑后人。在日本，即使是没有姓氏和家谱的平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无法证明整个村民都同属一个祖先的话，他们是不会一起在一个神庙里祭祀祖宗或族神的。往往有些人因为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称作这个祭神的“孩子”。当然，这块地儿的人和那块地儿的人其实最终还是有某种联系的。因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人们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通婚，彼此间就有了亲戚关系，只是他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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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客厅里都会摆着与六、七个最近去世的先人的灵牌，人们在这里祭拜祖先，表达对先人的怀恋和尊敬。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佛坛前会供有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如果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人们快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也许与西方，比如法国的家族最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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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人的“孝道”主要是局限在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间的。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范围就包括在这个圈子内，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位子。豪门望族的家庭成员圈子可能大点，但往往会分成几个独立的支系，然后次子再另立门户。在这个小的家庭成员范围内，对每个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长者还把持家里的事物，对他们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父亲还未正式隐退之前，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向年迈的父亲请示，获得他的允许。哪怕孩子已经三十、四十岁了，父母还是要一手包办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拿筷子，沐浴时也是他先去洗，全家人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极为广泛的谜语，用我国的解谜形式来翻译则是：“为什么儿子让父母明白自己也有错的时候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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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日本人在说自己非常困惑时，常说“既不是哥哥又不是弟弟”，就像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只有保持如兄长一般的气魄，他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如鱼得水。因为长子往往是继承者。去过日本的旅游者们往往会提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拥有的责任感。”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不久就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长子留在家中，弟弟们受到更多的教育，到社会上去闯荡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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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兄长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哥哥，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人民们都明白。不要对被征服者太体贴了，否则他们会非常依赖日本，以至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换言之，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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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长幼，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重，在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这种学校的宗旨无非是给那些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讲授一点基本的欧洲语言常识，以便他们在帮丈夫整理完书籍后，能正确地插入书架，放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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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亚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自由的。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必始终藏在闺房里，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等等，这些都让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钱财短缺时，她就把家当送进当铺。家庭主妇管理着家里佣人的事物，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决定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把持家好手，对儿媳呼来唤去，仿佛忘了自己前半生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媳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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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与其说这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贯彻下去。不过，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配得上它们。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的。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族承任的义务越多。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往往是要高于个人自己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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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门第如何，遇到重大事件时，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开会讨论来决定。比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大家都对事情有发言权。因人而有轻重。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被采纳。户主倘若无视众人意见，独断专行，则会很难堪，当然，在有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个人可能不会完全对会议的决定从命。但是，那些一直以来都完全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要求晚辈们也像自己当年一样地服从决定。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并不因此而削弱，但效果则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要求多么苛刻，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与每个人的利益生死攸关，因为家族意志要求每个家族成员必须忠诚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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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平台，人们通过家庭的学习把自己个人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人们就要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即使是夫妻之间，或兄长之间，在正式场合妻子和弟弟也不能对丈夫或兄长怠慢无礼。这种由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会因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就消失，尽管这个人可以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种现象有时甚至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便利，比如出生卑微的人也有可能掌握实权，虽然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日本人在与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懂得：要果敢地做出一项决定，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无非是向众人表明这么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规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同样，家庭中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总的来说，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还是可以很好地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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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族中等级思想和等级作法很难接受，也很难形成一种强烈的感情共鸣。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如何获得，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其他领域对人的要求，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这种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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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思想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阶级关系上。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既有其重大的长处，也有其重大的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时候，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以无以伦比的巨大精力进行这项事业。在那以前，日本连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这便是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使其成为“保护国家的宗教”。④在此以前，不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蓝(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外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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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就未能复制出中国的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爵，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那些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有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而各个藩国间又相互警惕对方的实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中国的文化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等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日本，但却最终未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不能接受中国人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族的人称为“云上人”，其意为只有有皇家血缘关系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臣民也是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当时把中国文化引入中国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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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各种精华，但这些文明不过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世袭领主与诸侯间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的权力实行了虚设。后来，封建领主们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之中。动乱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才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并将这种特权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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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现在的天皇已是徒具虚名，没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唯一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这一礼仪上。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地用武装加以镇压。每个封建领主，又称为“大名”，都有完全受命于自己的武装家丁，即“武士”。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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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六世纪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这种将军特权世袭了约有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政权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实现了日本国内几代人以武装求和平的梦想，并大大影响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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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至今仍未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内战中，一些大藩的藩主曾公开反对他，并且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就是所谓“外蕃”。德川家康曾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并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们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重要职务会一律保留在嫡系大名，即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手中。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方法就是防止各个藩主们积蓄力量，组成任何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联合力量。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德川氏不但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还强化了这一体制并使它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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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封建社会对阶层的划分极为复杂，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德川氏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并且规范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日常行为。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居住的房舍，都要遵守世袭身份条款的相关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最下的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不齿的是“秽民”，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人们对他们居住的村庄视而不见，甚至连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在国家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帮人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虽也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他们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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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相比，商人的地位仅比他们好一点。也许美国人对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理解，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商人与整个封建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人们开始重视商业，经济贸易活动蒸蒸日上时，封建制度就有衰亡的危险。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阻遏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规模的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附近，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关税壁垒，国内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藩界都各设有关卡，严禁商品自由流动。至于商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了规定。《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应穿戴什么样的衣服、佩带什么样的雨伞、操办婚礼丧礼时花费的最高限额等等。商人和武士不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商人受到特权阶层如武士的羞辱时，法律不会对商人的正当提议进行保护。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经济。而德川氏却企图把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无疑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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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极力将武士和农民打造成维持封建社会安定最中坚的两个阶级。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杰出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对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德川家康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作为寄生阶级中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靠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俸禄维生。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仰赖领主者。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z质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而在德川初年他们俸禄的额度就按照其家族的地位高低决定了。这份俸禄并不充足。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基本生计。⑤更头疼的是，这份微薄的俸禄有时还要和其他的家族继承人来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家族的繁荣。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莫过于承认威望实际上是建立在财富和派头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所以，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俭朴是人的最高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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