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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05-11-26

笑对人生

女排主教练陈忠和的真情告白：笑对人生
中国女排从“五连冠”顶峰跌落之后，17年来，一批批中国排球界精英发起一次次的冲刺，但都功亏一篑，然而，在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女排姑娘再次勇夺桂冠，让中国球迷为之振奋。胜利来之不易，这与女排姑娘们的刻苦训练分不开，更离不开主教练陈忠和二十多年的执着追求和努力，他忍受了兄逝妻亡父死母瘫的痛苦，面对着种种难以摆脱的议论，凭着与众不同的训练理念，凭着博采众长的管理模式，笑对人生，率队冲破坚冰……
　　本书让广大球迷从不同的侧面全面了解一个真实的陈忠和。
没有机会看书的球迷注意,一定要把握机会呀!!

欲承王冠，必承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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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沙发发表于: 2005-11-26

第一章少年时光
我慢慢才知道，不光是我们这儿在打排球，全国、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打排球。排球的神奇魅力，就是能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联系起来，大家可以在同一游戏规则中，尽情展现自己的风采，增进彼此的友谊。

我的家乡诞生过《龙江颂》

　　家乡的概念和家中的感觉，我一向是很注重的。

　　1957年的中秋节，我出生在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
龙海市是漳州的一个重点县级市，石码镇是龙海的中心大镇，是市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也是龙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石码镇距漳州市区仅20公里，处于九龙江注入东海的出海口。

　　有位文人是这样表述我的家乡的：闽南龙海，沃野千里，自古是鱼米花木之乡，商贾云集之重地。历史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在我的记忆中，龙海有不少闻名全国的人和事。

　　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祖辈就是龙海市角美人，她曾经在任上回龙海祭祖省亲，成为家乡的一桩美谈。

　　比如漳州市花、人人都知道的“凌波仙子”水仙花，它正宗的原产地，就在我家乡的圆山脚下，香飘四海，远播海外。

　　家乡曾经还有一出很出名的戏叫《龙江颂》，后来改成了“革命现代样板戏”，移植成京剧，拍成电影，讲述的原型和背景也在龙海。只不过，《龙江颂》的女主人公江水英，在家乡的原型是个男子汉而已。

　　著名作家许地山，是地道的龙海石码人。他的散文《落花生》曾经收入语文课本。

　　世界游泳冠军吴传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取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他也是龙海人。

　　故土的历史文化，滋润着我的心灵。

　　家乡的弯弯小街，伴随着我的童年。

　　我的家，地处石码镇一条古老的闽南老街。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富了，石码镇新楼遍地。但是，我家小街的风光依然，大概是决策者有意识保留了这种无法再造的历史小街。

　　街道两边是骑楼式小楼，大多数人是楼下当店面楼上作居室，基本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沿街骑楼下，是来来往往的行人，间或有丽人双双和白发伴侣牵手散着步，缓缓走过。在我儿时记忆中，这里充满着一种诱人的闽南情调。

　　每当傍晚时分，街道边的大排档就热闹起来了，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油炸食品和炭火的混合香味。

　　这条街上，甚至连“代书”这种行业，至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一些老人要和海外亲友联络，这“代书”业，就是他们传递亲情的纽带。

　　街坊乡亲，都在为着各自的生计忙着，但在街上相遇，都会微笑着点头、打招呼，因为小街上住的人，基本上都是几代老街坊了，大家知根知底的。我小时候啥个样子，街坊老人和长辈们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谁也瞒不了谁。

　　有点像北京四合院里中的那种亲近缘分。

　　小街是1949年解放军解放龙海时最早走过的地方，故改名叫解放路，我家就在解放东路 159号：一座普通的3层骑楼。

　　我闭着眼睛都能从大街上走到家里。

　　从临街弄堂穿过，稍往右拐，便是我的家。

　　我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四。

　　家里顺序是大哥陈平和、大姐陈淑贞、二姐陈淑丽。

　　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清苦，父亲支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的工资，就是全家老小惟一的经济来源。

　　父亲在航管局当船员、轮机长，他长期跑船往返在厦门和龙海之间，一天两班，十分辛苦。大概是久在大风大浪中闯荡的缘故，父亲对待生活，就如海员对待出航一样，总是以乐观和努力的态度。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很宽容，很疼爱。

　　闽南人素来有“重男轻女”的色彩，我又是最小的儿子，自然得到更多的父爱。

　　可以说，父亲宽厚的背，就是我幼时最温暖的依靠。我曾经梦想着，要跟他从此走出石码，到外面看看五光十色的世界……

　　我的母亲许茹珍，是一个典型的闽南家庭妇女。她勤劳善良，安于本分，克己待人。

　　母亲年轻时曾经当过父亲单位的家属工，以补贴家用。此后，她一生难得外出，总是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着我们兄弟姐妹，拉扯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

　　闽南人的传统习惯，叫做“爷爷奶奶疼大孙，父亲母亲爱小儿，哥哥姐姐让弟妹”。所以，这样一来，我在家里算是最受宠的一个，比起哥哥姐姐们，我的生活条件也相对稍好一些。我出生不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

　　我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算是清贫家庭，可母亲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保证让我每天能喝上一小杯牛奶。

　　记忆中，母亲递给我的牛奶，是天下最美味可口的饮料。

　　在生活中，排行最小的我，也拥有比兄姐更多的自由空间。

　　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母亲为增加收入，到父亲的单位干临时工去了。当时，大我10岁的大姐就充当了保姆的角色，负责照看我。

　　小孩看小孩，不免会有些摔摔碰碰、哭哭闹闹的事发生。

　　曾有一次，聪明的姐姐为了能一边和同伴玩跳格子游戏，一边照看我，便用绳子拴住我的摇篮，想来个两全其美。不料，她人跳身晃，加上我的挣扎，结果把整个摇篮带倒了。据说我是摔了个鼻青脸肿，长哭不止，把姐姐给吓坏了。

　　晚上，母亲回来，她看着眼泪汪汪的我和姐姐，泪水直往肚里咽。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都心疼。我的家乡诞生过《龙江颂》
“人生难得少时贫”，我现在想想，真要感谢我的家庭，叫我懂得珍惜生活中的一切。

　　名字是符号，寄托着亲人的期望。

　　父亲是整条街道公认的忠厚人，他将大儿子叫平和，把我取名叫忠和。至今街坊们都记得“平和”、“忠和”兄弟，总是一前一后跑着的身影。
父亲的本意，就是希望我们兄弟俩长大成人后，能和他一样，忠诚敬业，平和待人。

　　在闽南一带，习俗上供奉的多是关公，老百姓相信忠义是为人之本，和平是立身之基。凡是被公认为是忠义耿直的人，朋友就很多；被觉得是平和善良的人，朋友就长久。闽南人习惯在名字中加上“阿”字或者加上“仔”字，所以，母亲将我的小名叫“忠仔”。

　　人的性格有多重性，我也不例外。一方面，我秉承着家庭的传统，有忠厚平和的个性；另一方面，我的内心，从小对“男子汉”的性别界定很明确，凡事不轻易服输。

　　闽南人风行的“斗鸡”比赛，至今还都是斗到“身倒鸡死”，鸡主人才会认输。这种比赛很残酷，斗鸡全身伤痕累累时，主人们还给它灌上人参汤，令其再战。直至瞎眼或倒地，才会罢手。

　　所以，闽南人“好斗不认输”的性格是很典型的。

　　有人说，我属鸡，潜在着斗鸡的性格。

　　人生都有梦，我也一样。幸运的是，我童年的那些五光十色的梦，都随着我的长大一步步变成现实。

　　我最先接触排球是在小学五年级。

　　当时，爱蹦爱跳的我，田径基础不错，体能也挺好。

　　我的小学体育教练叫蔡亚忠，中学的启蒙排球教练是我的大姐夫周宁安。

　　蔡教练挑上我进入校队，是因为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而且家里人都支持，特别是老爸喜欢看排球，希望我能打球，当个小选手。

　　父亲是个排球迷。我小时候，父亲只要在龙海，必定要带上我去公园球场，当一回排球观众。

　　龙海常有排球比赛。球看多了，我总会想：啥时候长大了，也上球场，威风一回……

　　我崇敬排球场上那些身强力壮、大力扣杀的强者。

　　少年时的我，读书一般，有时也会淘气，如上课时精神不集中，常有小动作，下课时会顽皮爬树之类的。

　　于是，老师上门告状的事，时有发生。

　　在闽南，一个学生让老师告到家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

　　现在我回想起来，最主要是书没读好。所以，老师的告状反而让我产生逆反心理。

　　书没读好，我的心里当然十分懊悔，感觉上有些灰溜溜的。

　　好在，我父亲对此十分理智，他是以引导教育为主的。

　　后来，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我参加了小学的排球队，师从蔡老师练排球。

　　我从此迷上排球，专心致志。不久，就打上小学校队主力。

　　我发誓要拿出成绩来，以行动来说话。

　　渐渐地，我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就多了。

　　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以后凡是有我参加的比赛，他有空必到必评，成了我们队“铁杆球迷”和编外教练。而且，他还不断鼓励我，要一级级往上打，争取以后打入体校、打入省队，为国争光。

　　大姐夫周宁安当时是龙海二中的体育老师，原来专项特长是篮球。20世纪60年代，日本 “魔鬼教头”大松博文带队访华，大姐夫有幸参加了全国组织的学习观摩。他从此迷上了排球运动，改行当排球教练。

　　我十分尊敬我的大姐夫，不仅因为他以后成了我中学的排球教练，而且他还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之一。家中的大事，老爸都要找他商量。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

　　对子女，顺应天性，顺其自然，及时给予正确的鼓励和引导，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兄姐，他们给我的爱和亲情，还有顺其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让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少年时光，拥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遗憾的是，我的大女儿陈珑，她还一直留在老家龙海读书。小儿子陈翔，一直在福州上学。而四海为家到处比赛训练的我，很少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想起来，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些事，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我相信，子女长大成人后，或许会理解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
有幸拜“国手”为师
我上中学时，大哥、大姐和二姐陆续参加了工作。

　　哥哥姐姐都有了独立收入，我的家境也慢慢好了起来。

　　迷上排球的我，渴望提高自己，向往更上一层楼。

要求提升自己，是一种强烈的人生动力。

　　当时，大姐与大姐夫周安宁已经结婚，他们都在龙海二中工作。由于我想师从周安宁练排球，加上家里考虑大姐也在二中当校医，能更好照顾我，于是，我便转到龙海二中，进入校排球队。

　　周安宁的训练方法很有特点，加上他为人坦然大度，在龙海体育界很有名气，我对他颇为崇拜。

　　在排球场上，我迎来了长身体、学技术、练思想的大好光阴。

　　我在周宁安教练的指导下，系统地从排球的下三路开始，接受正规训练。

　　现在想来，中学时代的排球训练最为重要。如果有相对正规的教练，打下规范的基本功，那么，运动员潜力就大，就能继续提高技术。否则，到了专业队，还得重新改造技术，事倍功半。

　　我的身材在中学的同龄人中，算得上是个大个子，四肢修长。所以，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中学排球队的训练，主要是利用早晚和周末时间进行。闽南冬季的清晨，有时也是挺冷的，我每天要早早起床，迎着寒风进行训练。

　　在排球技术方面，我打的是主攻手位置，属于技巧灵活型。不久，我便成了队里的主力队员。

　　我先后代表校队、龙海队南征北战，战绩显赫。

　　接着，我被选入了漳州市排球队，参加了更多的比赛。

　　那一阵子，我有幸得过许多名师指导，大大开阔了视野。

　　我慢慢才知道，不光是我们这儿在打排球，全国、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打排球。

　　排球的神奇魅力，就是能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联系起来，大家可以在同一游戏规则中，尽情展现自己的风采，增进彼此的友谊。

　　在我中学时代以至上专业队之前，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教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位教练是徐莲蒲，他曾是中国第一代国手，其大轮臂扣球手法为国内一绝。20世纪 50年代的中国排球界人士，没有不认识徐教练的。

　　少年时代的我，听着徐教练的神奇经历，心里十分神往，总是想着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练就一手绝招，当个排坛高手。

　　徐教练建国前曾是龙海石码民间一个年轻的武术馆长，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排球教练柯登科，便改习排球。当时，排球界少有身体训练，徐教练把武术中的弹跳、发力和运气用于扣球技术上，不久便冒尖出名，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力量排球”。他以“握拳式”的手法，扣出的球势大力沉，令人胆寒。

　　新中国成立后，徐教练一路从龙海队打到华东队、国家队。他曾在国际比赛中，扣球把拦网队员的手掌虎口砸裂，在排球界威名远扬，素有“莲蒲师”的美称。徐教练执导我们队伍时，已经年届退休。

　　徐教练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花白的头发，一脸风霜，口中镶着金牙，话语不多，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国手”的派头。

　　训练中，徐教练总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分别做动作示范，耐心地讲解技术要领。他那种痴迷排球事业的精神和实在的训练风格，让我难以忘怀。

　　教练教练，其实就是榜样。教练实际上是先教我们怎样做人，其次才是训练我们打球。

　　我觉得，一个教练如果教出的学生手法一样，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那是一个失败的教练。反之，能根据学生不同条件和潜能，教出的学生各有特点，那才是一个高明的教练。

　　其次，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林亚鸣教练。

　　林教练是20世纪60年代的国手，是袁伟民担任中国男排主二传时的主攻手，也是一个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排球名人。

　　林教练的训练风格很豪放，他注重训练质量、比赛效果、临场经验和敢打敢拼的竞技状态。

　　排球训练的最终目的，其实全部落实在比赛中，能把技术发挥出来才是重要的。

　　有人说漳州出来的运动员“会打比赛”，侧面反映了这里的基层训练相对比较务实，比较注重“练为赛”的针对性训练。其实，所有训练的结果，就是要体现在比赛场上。　　现在中国排球能否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我认为各省的一、二线主教练最为重要。一个排球运动员15岁左右进专业队，按一般规律是“三年成形、五年成材、八年成器”。这样，20岁出头到了国家队，就能以组合训练和特长加强为主了，顺利进入其运动的高峰期。

　　最难当的是基层教练。一个运动员从原始材料开始，一步一步手把手教，很难很难。

　　我对广大第一线的教练员，是充满敬意的。他们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只是为了心中对排球的一份热爱，每天起早摸黑选材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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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知青生涯
当年的“插友”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陈忠和生性随和，“会做人”，他懂得和任何人相处，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或者等距关系。他们说，陈忠和成了世界冠军教练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做人第一，做事第二。”“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做事”是一阵子的事，只有先会“做人”，才可能会“做事”。

秋租农场当农民
1976年冬，袁伟民被任命为中国女排主教练。

　　就在袁伟民走马上任，率领新组建的队伍开进漳州基地训练的时候。高中毕业后的陈忠和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与当时的大部分毕业生一样，如果考不上大学，又进不了专业队，那只剩下华山一条路：“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当时，陈忠和因为身高不够基本要求，进不了专业排球队大门。

　　有人说，当时如果排坛早有“自由人”规则就好了，陈忠和就是一个合格的选手。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好事多磨。

　　1976年7月，陈忠和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有人说，上山下乡对于陈忠和，是人生的一大珍贵财富。中国知青人才辈出，陈忠和也是其中的一员。就如相声界出了姜昆、导演界出了张艺谋、影视界出了刘晓庆一样，知青生涯是他们阅历积累的第一步。

　　2003年，成了世界冠军教练的陈忠和回忆此事时，微笑着对笔者说：“我下乡的地方叫做秋租农场……”

　　与陈忠和同批下乡的人，表面上是响应召唤，义不容辞，其实，不管什么说，心里总有暗淡的一面。因为，毕竟是走出校门和家门，直接到农村第一线，接受生存的挑战。

　　陈忠和是一个面对现实的人，他默默收拾行装，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在父亲的护送下，来到了离龙海市区13公里处的东园公社秋租农场，插队当知青。

　　知青生涯是艰难困苦的，农场的生活是单调的。

　　陈忠和没有更多想法，他只是努力去面对。

　　与陈忠和同批插队的知青队长、现某商场经理郭柏川回忆道：“陈忠和很随和，干活出工很卖劲。乡下就是这样，我和陈忠和有时也会陷入一种无奈的心境之中，常常会扪心自问：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沉寂在乡下？也就在这一阵子，我们都学会了抽烟、喝功夫茶。不过，陈忠和是乐观派，他不管干什么农活，都是有说有笑的。一日三餐，就着食堂里的粗茶淡饭度时光。白天，他和农民一样，面对黄土背朝天，耕地种粮。晚上，他和大家一样，守着烛光打扑克，或者谈天说地。对了，陈忠和喜欢打扑克，打得挺好。他的特点是打赢了大笑，打输了也笑。”

　　陈忠和的另一位“插友”说，陈忠和朋友多，人又和气。他撑船到镇里出售西红柿时，常常是半卖半送的，上千斤的西红柿，一天之内说说笑笑中，可以全部脱售。

　　知青队人均土地八九亩，人少地多，水田又大都是种水稻，知青们农忙时节总是忙不过来，起早摸黑连续干，累得人都站不住了。

　　点子多多的陈忠和也在考虑，他知道光凭知青的力量是难以承受的，便建议知青队长以 “雇工帮忙，搬兵救驾”的方法来解决。

　　陈忠和与郭队长联系了当地农民来帮工。他俩骑着自行车往返走了几十公里，到石码镇上买来“手抓面”、“五香条”等地方风味小吃，款待农民。

　　当地农民的插秧、收割技术熟练，效率很高，一个顶几个。满打满算，知青队十分划得来。

　　郭队长介绍说，陈忠和这一招后来成了“保留节目”。他上省队后，我们还这样做，农忙变成了农闲，农民管干活，我们知青管招待。

　　陈忠和在农场，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他插过秧、种过地、卖过鱼、售过菜，后来，他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体育教员。

　　总之，陈忠和在农村，前前后后一共干了八个月。

　　当年的“插友”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陈忠和生性随和，“会做人”，他懂得和任何人相处，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或者等距关系。他们说，陈忠和成了世界冠军教练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做人第一，做事第二。”“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做事”是一阵子的事，只有先会“做人”，才可能会“做事”。

　　陈忠和在“广阔天地”没有白呆，他走出社会的第一步在农村，了解了中国国情，锻炼了自己，感悟了人生。

　　人生，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在人的一生中，任何事情你都得去面对，去适应，去寻找转机，直至达到那美妙的境界。
“万金油式”的球员穿上了“福建”球衣(1)
1977年，我迎来了自己命运的第一次转机。

　　当时的福建青年男排，也叫二队，队员参差不齐，“原始材料”居多，参加全国比赛时，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有一些“过渡人员”来组合，以利队伍更快进步。

　　省二队的主教练叫许夕通，也就是中国女排前国手陈亚琼的姐夫。他马上想到了借调我
，参加全国比赛试试阵。因为他看过我比赛，觉得我是个“万金油式”的球员，进队可以马上使用，或者当个过渡性的队员。

　　许夕通教练为人实在，很随和，对我们如兄弟一样，总是关心爱护中加以严格训练。福建队的许多出名的国手，都经过他的训练调教。只不过许教练一直在二队任教，所以知名度不太高，许多人不认识他。

　　其实，二队的教练是个承前启后的角色。一个队员刚从少体校来或者出自原始材料，那么，他的思想基础和技术模型的形成，全部要靠二队的教练悉心培养。

　　许夕通教练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园丁。我到队里以后，他就根据我的身高状况，不断强化我的后防和一传、发球技术，当作“准自由人”来训练。

　　2003年，我率队夺取世界杯蹇冠军后，许多媒介提及我入省队的往事，把我写成是直接进入福建一队，大都忘记提到许夕通教练，或者将许教练的名字写错了。

　　就这样，我以借调的名义到了省青年队，参加了那一年的全国青年排球比赛。

　　专业队的训练强度密度都很大，我进队的头几天，简直受不了，浑身酸痛，彻夜难眠。

　　但是，我珍惜这一机会，一入队就全力以赴投入训练，一心一意提高自己。

　　福建二队里头，队员个个算得上是高头大马，因为不少人是凭高度进来的新手，有的队员是刚刚接触排球，也有的是经过少体校训练，总之是参差不齐。

　　身高仅有1.77米的我，在二队只能当个后排的替补队员，这对一贯打主力的人，是一次很重要的角色转换。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自信，因为相形之下，我的技术并不算差，虽然网前没优势，但后排防守有特长。

　　排球是集体项目，讲究全队一盘棋，每个人都是有用的。

　　在技术上我能顶替后排防守，在训练中我猛练弹跳力来弥补。平时队里的大事小事，我都抢着做，只想多为教练和队员分点忧。

　　我总想，这好比社会分工一样，不可能人人打主力。以勤补拙，扬长避短，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一年，参加全国青年排球联赛的福建青年队名单里，终于有了我的名字。

　　比赛中，我尽管上场机会不多，但总是竭尽全力。

　　比赛结束后，许教练很满意，认为我的表现挺不错的，很好用。当时还没有出现“自由人”规则，但是，许夕通教练认为队里需要有个防守类型的“小个子兵”，他看好我的作用。经请示上级之后，决定调我入队。

　　于是，我返回农场，等待省体工队的正式调令。

　　知道我要进省队了，家里人非常高兴，特别是老爸和大姐夫早早就为我打点。农场的知青们也替我高兴，他们在工作中都很照顾我，以保证我养精蓄锐上省队。

　　然而，好事多磨。一个月过去了，左右就是等不来正式通知。

　　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受的，等待是一种折磨，我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

　　好在许夕通教练与我的大姐夫周宁安有一面之交，他们作了交流联系。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问题上，领导层中有争议，另外，调动手续上也有诸多的麻烦。有人认为二队的任务是以培养队员输送队员为主，没潜力和发展前途的队员最好不要。当然，也有人认为二队也要成绩，也要培养各种类型的选手。

　　一丝希望眼看着就要破灭了。

　　我眼看着家里人为我的事在焦虑、在奔走，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在我几乎失望的时候。许教练突然正式电告我大姐夫，称我的事基本上可以定下，调令很快会到。

　　当我接到通知时，骑着自行车连夜赶回家里，老爸和大姐夫已经静候多时，他们正在等我。我马上打点行装，连夜坐火车到省城报到。

　　我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长大了许多，我懂得为自己定位，也很珍惜这种艰难得来的机会。在福建二队里，平时我安于本职，认真训练。比赛中，我随时准备替补上阵，要不，就默默为队友送水送毛巾……

　　我的替补是以发球、一传、防守为主。比赛起来总是上上下下换人，实在是很痛苦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冬天比赛，主力队员在场上打得火热，我得在下面保持热身，随时准备上阵。好在，我的后排替补让人放心，教练认为我启动快，能随叫随上。更兼球路熟，从不怯场，常常会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

　　尽管我十分努力在追求，自己的弹跳力也达到净跳100厘米，但是，许多人断言说，陈忠和绝对上不了男排一队，因为他实在是太矮了。

　　我不管这些议论，只管不断努力，每次训练都做到竭尽全力。

　　福建男排一队的主教练原来是戴廷斌，后来，戴廷斌调任中国男排主帅后，主教练是许文欣。

　　当时的福建男排一队，是全国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拥有汪嘉伟、郑宗源、徐真、郭明等大批国手，人才济济，人称是半个中国队
第三章无名英雄
　有时队员被罚了，下场后捡球时故意装“不小心”拿球偷扔我，看我被砸后莫名其妙的样子，却装着若无其事，过后才大笑一通。

　　有时训练完，我找衣服穿，才发现有人故意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让我好找。看我找不到衣服的着急样子，她们站在旁边大笑特笑。

腼腆的“小陈指导”(1)
人总是要不断追求的。

　　我觉得，追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很美的自我升华过程。

　　追求的东西，未必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完全得到。但是，放弃追求，生活的目标也就没有了。

我知道，自己在福建男排，实际上处在“不进则退”的地位。

　　所以，我练防守技术之余，也学裁判业务，积累训练管理经验，多学一点，不至于今后变成一个“多余的人”。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设计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

　　就如当年的郎平一样，她进了少体校想着进北京队，进了北京队想着进国家队，进了国家队就想打主力，打了主力想成为世界一流。不断的追求，使她不断提升了自己的水平，终于成了世界一流扣手。

　　成了全国联赛冠军一员的我，心态也是一样的。

　　身穿“福建”球衣的我，每逢看到穿着“中国”球衣的国手，总是打心眼里神往。

　　当然我明白，以自己现有的身体条件，要打进国家队，是绝对不可能的。呆在队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动队伍的淘汰更新是无情的。

　　当时，被“淘汰出局”的运动员，要么下基层执教，表现好的可能留在本队当教练；要么上学读书，及时充电……现在的机会更多，可以转会，可以出国打球，可以下海经商等等。

　　可是，我对排球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总是这样想，只要眼下队里需要，用我一天，我就练好一天。

　　我默默地努力着。当然，有时也会想，以后如果队里真的不需要我了，我怎么办？

　　我到国家队任教练后，每次集训都调了许多人，主要是通过训练考查队员。正式比赛时再确定12人，随队出征。应该说，集训期间人人有机会证明自己，比赛中间更是有机会表现自己。有时候，不一定入选的队员就是最好的。没选上的队员同样有机会，只要进步了，状态更好了，下一次还会选上的。

　　当年郑美珠三进国家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郑美珠的身高才1.72米，如果她第一次被国家女排退回时，就灰心丧气不想练了，那么，中国排坛上也就失去了一把闪光的“尖刀”。

　　竞技体育充满竞争，与对手的竞争，本队内部的竞争，这都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讲，竞技体育最公平，真正是强者上，庸者让。

　　我自己说服自己，坚持就是胜利。

　　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正面临着悄悄转机。

　　1978年2月，福建漳州。

　　国家体委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排球工作会议。

　　这在中国排球史上，无疑是浓重一笔。

　　国家体委根据现状，在会上号召全国排球界：“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

　　会议制定了中国排球三年的近期计划和八年的发展规划，要求全国一盘棋，训练一贯制，建立统一集中训练系统，以保证攻坚登顶目标的胜利实现。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排球界发奋冲刺世界顶峰的全面动员。

　　此时，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压力可想而知，他面临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使命。三年后要冲击的，就是1981年的第三届世界杯赛。

　　在强手如林中欲出奇制胜，必须是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奇、你奇我绝。

　　袁伟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训练奇招：即由男队员组成强大对立面，强化锻造女排。

　　袁伟民对陪练男队员的要求是苛刻的。除了政治坚定、热爱排球事业外，工作上要任劳任怨，技术上要求全面，排球的“发、传、扣、拦、垫”五项皆佳，能模仿扮演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以利对练；身材与当时女排队员相近。

　　在袁伟民挑的陪打阵容名单中，首先就有了福建男队的我。

　　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没有料到，命运真的让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穿上了一回“中国”球衣。

　　后来我才知道，一是当时中国男排主教练戴廷斌曾经极力推荐我，二是袁伟民在全国比赛中看过我的替补表现，认为不错，可以一试。

　　有人说，这是排球界的“伯乐相马“。

　　我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并非是好马，国内比我强比我好的队员比比皆是。只不过袁伟民在挑选陪打人选时，充分考虑了不能为此影响该队实力，尽可能不挑选那些主力队员。而我正好具备这种“ 不影响实力”的因素。

　　总之，我在1979年被挑选上了，成了袁伟民执导的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

　　这一年，我正好年满22周岁。

　　当时，领导对我说好了，只是临时借调45天，陪练完就归队。

　　就这样，我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到。

　　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一去，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

　　中国女排实施的是封闭式训练。

　　袁伟民与中国女排姑娘全部扎根在训练馆，为实现既定目标用心训练。

　　袁伟民教练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我也心知肚明。我暗下决心：尽我所能，努力表现。
腼腆的“小陈指导”(2)
最初的磨合之中，不时冒出了一些小问题。首先是称呼问题。

　　按运动队的习惯，凡是教练，无论主副或陪练，一般统称“某某指导”。

　　可当那些岁数比我大、个子比我高的姑娘们在场上直呼“陈指导”时，我露出了腼腆之色，难以应答出口。

以球员的“等级”看，姑娘们都是正牌国家级选手；以入队的时间和年龄看，姑娘们大都是1971年左右“入道”的，年纪比我大；以排坛的资历，这批人都是各省队的尖子，早就名气在外了。

　　不过，女排姑娘是一群善解人意的人，她们发现我难以承应后，马上商量改口，来了一个综合叫法，称我为“小陈指导”。

　　这个发明权算是队长孙晋芳的。

　　这一招真妙，既保留了对“指导”职务的承认，又保持了对“陈氏”的尊敬，一个“小 ”字串联其中，又缓解了我的内心不安。

　　于是，我很顺口地回应了。

　　训练场上是充满挑战的。

　　我首先遇到的训练难度的尺度掌握问题。

　　袁伟民的训练强度密度都很大，配合训练对打大都安排在课末，大块时间是练防守救球，为反击打基础。

　　我很长时间才感悟过来，袁伟民的防守训练不仅仅是练防守，他把防守当作是练身体、练意志、练技术来考虑的。

　　防守训练是最为艰苦的课目之一。

　　特别是练单兵防守时，每个人都有规定数量必须完成。我负责把球扣向队员左右，让她们在移动中扑救起球。起球质量不到位，就不算好球，有时还要加罚。

　　这扣球的重量和难度是按袁伟民教练要求的。

　　球要扣在姑娘们的前后左右，必须是她们竭尽全力拼救才能够得着的地方。

　　这活干起来挺难：扣球的难度达不到，会惹得袁教练自己上场亲自扣球；难度超过了，队员受罪，会挨主帅训斥，完不成任务还要受罚。

　　队员被罚多了，有时难免会把怨气转移到我的身上，抱怨我扣球难度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了。

　　有一次，郑美珠接我的扣球受了罚，盯着我喊道：“这么重的球？女子队能有这么狠的球？没法接……”

　　我稍停了一下，保持着微笑，照样下力扣去。

　　袁教练在一边板着脸叫到：“扣得好，谁也不许停，接不好照罚！”

　　训练继续着。

　　我知道队员的心理，她们明知这难度都是按袁教练的意思，可因为她们把我当“小男孩 ”，会故意把气和恨往我身上撒。

　　当年袁指导管理非常严格。他在场上一站，往往不怒自威，队员个个怕他。

　　我当然就不同了，我是个陪练员，训练中我先拿球“打”她们。她们呢，有气不敢对着教练发，有时只好拿我当“出气筒”。

　　这一批队员“高人多多”，“鬼点子”自然也是多多。

　　准备活动做游戏时，就故意“整我”，把我当成“女孩子”。

　　准备活动时，为了调动情绪，袁伟民教练让姑娘们做一种“贴人游戏”：就是队员围站一圈，一个人跑，一个人追，跑的人躲到圈外“贴”在另一名队友身前就算赢，若是“贴” 之前被捉到，还要再次当“追赶”的人。

　　当“追赶”人当然累，也算输方，谁也不愿被捉住。

　　我是陪练，当然也得参加。

　　可是，全队把我当成是女队员，别人可以往我身上贴，我却不好意思往她们身上靠，所以我常常要被罚当“追赶”人。她们乐了，就笑着说：“小陈指导，你是女的，知道不？”

　　我也只好笑着，算是认可。

　　总之，姑娘们的小动作多呢！

　　有时队员被罚了，下场后捡球时故意装“不小心”拿球偷扔我，看我被砸后莫名其妙的样子，却装着若无其事，过后才大笑一通。

　　有时，训练完，我找衣服穿，才发现有人故意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让我好找。看我找不到衣服的着急样子，她们站在旁边大笑特笑。

　　有时，她们会几个人先策划好，然后一个眼神，突然拥上来，扯起我往地上墩。然后再哈哈大笑。

　　我十分理解队员的心情，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切。队员练得这么苦，总得让她们有宣泄的对象！

　　如果这样能换来她们的开心，换来她们更认真训练，我觉得值。

　　我笑对队员们的各种“取乐”，她们开心我也高兴。

　　运动员太苦了，成天关在基地练。每次都练得嘴唇发紫、披头散发、满身大汗……

　　初当陪练，每天要上千次挥臂扣球。我发现自己的肩关节都快肿了，酸疼得如针刺一般。

　　我想，我是陪练，累点苦些没什么。

　　对一个陪练来说，防守训练是力气活，配合训练就是技术活了。

　　练对抗配合时，我模仿过日本、古巴、前苏联、美国女排队员的进攻扣球和防守拦网的动作。

　　自古男女有别，要把女队员的扣球线路、过网高度、使用力度都掌握得恰如其分，确实困难。

　　我都是晚上看录像，先学后仿，边学边仿，白天再上阵实验。

　　日本队的江上由美和横山树理两名主攻手，是亚洲打法，她们起跳快下手快，线路清楚，这与我的技术风格比较一致，模仿容易一些。而美国队的海曼扣球是“慢三拍”的大动作，她是拖泥带水起跳后，才下力猛砸，线路不稳定；古巴的路易斯是深蹲高跳，滞空挥臂，速度很快。要模仿她们，难度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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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地板发表于: 2005-11-26

腼腆的“小陈指导”(3)
后来，我不但把这些假设敌的扣球落点、过网线路都模仿下来，而且连她们起跳的幅度、节奏都学会了。

　　有时，为了追求逼真，为了调动训练气氛，我故意装模作样，把每个假设敌的神气表情都模仿到家。
这个时候，队员们的情绪也会特别高涨，训练效果特别好。

　　一个好的陪练，就是要有当“替身演员”的功底。有时还要模仿出一个超出假设敌水平的对立面来，以此强化训练，以难带易。

　　那些年，我几乎模拟过所有世界女排名将，为中国女排对付世界女排强手创造了较好的模拟训练条件。

　　1979年底，首次当陪练的45天就将结束。

　　陆续来当陪练的人大都返回，我也暗中收拾行装准备走了。可是组织上却让我留了下来，继续当陪练。

　　那一天，袁伟民严肃地对我说：“队里准备留下你，干不干？”

　　“干！”我下意识的点头，笑着应道。

　　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没有二话可说，我觉得这是队里对我的一种无言的信任。

　　人生贵在拼搏，贵在不断完善自我。

　　我最佩服的就是袁伟民，他的名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那就是“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字面上好解释，可实践起来就不容易了。在我理解中，排球运动员一方面要在体能上、技术上超越，一方面要在心理状态上战胜自己。每一次的“战胜自己”，就是一次新的飞跃。但是，这个过程没有止境，总有新高度横在面前，看你超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人生挑战一样，是一辈子的事。战胜自己，也是一辈子的追求。

　　从1979年到1984年，我在袁伟民教练手下整整呆了五年，历经了“三连冠”时代的全部训练和部分比赛。接着，我又在邓若曾、胡进、粟晓峰、郎平手下当陪练和助理教练，前后共十几个年头。

　　几年的陪练生涯，我受益匪浅。毕竟，我那时才20出头，那是人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袁伟民怎么训练，怎么在队前训话，如何找队员谈心，如何开赛前准备会，我都记忆犹新。

　　我的学习和消化的机会也很多。最初几年，遇到队里出国访问或比赛时，由于有名额限制，我大都留在国内。

　　说心里话，训练时的苦与累不算什么。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时候。女排出国征战时，我只能一人面对电视，看着比赛作思考。

　　学习和吸收，其实是一种积累沉淀过程，也是一种思考消化过程。

　　袁伟民的行为举止和谈话，总会给人一种力量，一种启发，一种信赖。他有一种人格魅力，能叫队员们树立起信念，抱成团，在比赛中把所有能量释放出来。

　　一支队伍，实际上有如一个小社会。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各种思想反映不少，训练碰撞也常有，主教练的任务就是要总揽全局，最大限度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强力锻造，才能在比赛中化作利剑，出鞘一击。

　　做好队内工作仅仅是基础，外部工作也是千丝万缕，比赛场上更是千变万化，主教练是漩涡中心，他要应对谋划，全盘运筹，临变不惊，“万般无奈”集于一身。

　　我最为感动的是，队伍在外，总会惦记着留在国内的我。

　　有一回，女排出国比赛，当地华侨送她们每人一件大衣当礼品。队员们不忍心呆在国内的我没有礼物，于是，在孙晋芳的提议下，大家凑钱买了相同的一件带回来给我。这件事很小，可我感受到全队的关心，我珍惜这一份情感。

　　一支队伍，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其中产生的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

　　我对当时的中国女排充满信心。

　　我把我的全部，融入其中……